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破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怀宽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大众路线教育实际运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访问了一批离退休老同道。
记者手记：
1951年，高中毕业的王义遒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最初，他对物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当时填写的五个自愿顺次是：清华物理系、北大地质系、北大历史系、清华中文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在1951年以前，清华物理系自是理科学子的精神圣地。北大地质系与历史系同样是久负盛名的实力派。而有四大导师传承的清华中文系，也是巨匠云集。而第五意愿的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他笑称：“我就想前面的考不上，就去做点实事，管理黄河很主要啊！”之后，王义遒顺利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仿佛与北大并无交加。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入学一年的王义遒也随之来到北大物理系，开端了他与燕园的缘分。
留学苏联的经历，促使王义遒进一步比较分析苏联物理研究和中国物理研究的状态。苏联当时物理学的一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而他认为这种领先上风很大水平上得益于对基础研究的器重，“这些研究在当时来看是很难发现其对事实技巧有什么重要辅助的，但他们就肯资助。”而绝对地，他向我们介绍说，“我国在这方面就很不完美。我们的科研多是跟在人家后面，人家研究什么，我们就随着研究什么；不能勉励和赞助原创性的科研。当然，这与我们经济发展前提有关。”
说好了早上去采访王义遒先生。上周才从南京出差回来的王义遒先生，已在家中等候多时。先生虽年入耄耋，却毫无疲态，思考仍旧深奥而锋利。
在中学时代，王义遒就已经十分关怀政治。较为宽松自在的读书学习气氛让他可以在解放前便浏览很多先进书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因而他对公民党、共产党有着比较明白的认识。“那时候我就觉切当时政治很黑暗，所以要革命。我仍是比较提高，当时有些学生据说共产党来了，比较惧怕，我就不怕，我在这些事上认识得比拟清晰。” 1950年1月，王义遒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暑假参加青年团干训班，并代表青年团参加江西省首届政协会议。
本着科研与教学相联合的理念，在其余老师看来影响科研的教养义务是“苦差事”，在王义遒眼中却是辅翼科研的“乐事”。他在一心科研的同时，也先后讲解了“核磁共振”、“光的受激发射”、“量子电子学基本”、“波谱学基础”等课程。为了更好地发展教导教学工作，王义遒编著了《量子频标原理》。退休后，又编写了《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等教材，并翻译《原子与辐射的电磁彼此作用》等国外优良教材。谈及王义遒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国迷信院原子频标重点试验室主任梅刚华评论：“他于1986年牵头撰写的《量子频标原理》，是我国原子频标工作者和学生的必读书。他对原子频标的发展存在深入的洞察力，这使得他可能始终工作在原子频标研讨的前沿。”
1961年，王义遒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参加集训。10月，他回到北大无线电系波谱学教研室，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的国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奉献。1965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翌年仲春经国家科委审查同意参加“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在北京、重庆等地展览四个月。1976年，他成功主持研制我国第一批批量出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这项高科技成果在我国几项国防科研实验中施展了重要作用，在1978年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1993年，他与杨东海一道因斜光检测激光抽运铯束频标科研成果获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1990年代喷泉原子钟刚问世，王义遒认识到这是基准原子钟的重大冲破，及时在北京大学开展相关研究，实现了冷原子上抛，这是我国冷原子物理和喷泉原子钟的首创性工作。
王义遒多年从事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研究，是量子频标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其代表性科研结果为主持研制胜利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其课题组在激光冷却和软禁原子方面处于海内当先程度。他与王庆吉等合著的《量子频标原理》一书是我国时间频率尺度范畴首部奠基性著述。另有《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原子钟与时光频率体系》等专著。曾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993年饶毓泰物理学奖。
在这些交错着历史沧桑跟个人生涯的回想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负的身影，感触到了北大人浓烈积淀的家国情怀，领会到了北大精力的深沉源长。本期“正人志道”访谈专题，将带咱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先辈们的朴素与出色。
恰逢中国科学代表团来苏联拜访，王义遒担任周培源先生的俄语翻译。周先生讯问他的学习情形后，帮他向苏联教育部交涉转学至列宁格勒大学的事宜。不巧的是，稍后王义遒就得悉苏联科学院专家普罗霍洛夫此时正在莫斯科大学兼职，在波谱学方向招研究生。普罗霍洛夫在波谱学上有着精深的成就，彼时已是名满苏联的教授。1955年，他研制出了氨分子束微波激射器（后来，他与巴索夫和美国科学家汤斯一起取得了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王义遒达到莫斯科大学的时候，顺磁微波激射器的研制也在顺利进行。于是王义遒找到普罗霍洛夫并进入其门下学习。
在王义遒眼中，教育管理也是一个专业，担任教育管理工作的职员，也应当研究本职工作。“不是什么人一上来就能胜任。”他这样说道。因此他十分赞成高校管理专业化的做法，“我觉得搞行政就是要研究行政管理，这也是一个专门学识。既搞行政又搞自己的专业研究，两者很难都搞得很好。”虽然他在参加教务工作之后并没有完整放下研究工作，依然在上课、做研究。他主意学校管理也要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因此在他担任教务长之后，就把自己的编制调到教务部门，重要精力放在教务上，自己专业实验室的事大多放下了。“我认为你既然到学校部门工作，为什么你还在系里过组织生活？你搞什么工作就把关联调到什么处所，跟大家在一起研究什么问题，”他这样说明说，“可能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样做的吧。”
王义遒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造诣斐然，而且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享有盛名，著有《谈学论教集》及《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大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等专著。两次荣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并在1998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1932年，王义遒诞生在浙江省慈溪县黄山村。1944年，小学毕业后，入读抗日游击区三七市正谊低级中学。然而，入学仅三月多，王义遒就在动荡时局下被迫辍学。1945年抗战成功，王义遒得以恢复学业，先后入读宁波中学、宁波效实中学。1950年初，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他又由宁波转学至江西南昌二中（当时名称为“省立南昌二联中”）。
钻 研
而对于北大，什么是不能动的呢？他先容说，最基础的包含蔡元培的“思惟自由，兼容并包”。“一个研究单位，不能为研究和思想设禁区，要给思维和研究以适合的氛围。一个大学必定要搞学术，不研究学术称不上大学。像这些都是不能改的。”这是中流砥柱，同时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开路先锋，“至于大学如何与市场结合，这些你能够多动头脑。”
结合教学与管理，他常常考虑，写下了不少简短散文和杂感，积少成多，就有了《谈学论教集》及《文化素养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二集和《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育》、《大学科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等著作以及颇受欢送的杂文集《湖边琐语》。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阅读了王义遒的文章后不无惊叹：“这些文章不仅文笔滑稽流利，而且寄意深刻，深含哲理，读来喜闻乐见……虽数百字的小品，但都包涵着大情理。”
? 王义遒
编纂：安定
为了能够更好地满意学术请求、完成翻译任务，王义遒请专家提前把上课的内容写成文字，提前进行翻译，保障了翻译的质量和教学的畸形进行。柯诺瓦洛夫需要出差去其它高校指点工作，王义遒作为学术翻译也必须一路追随，同时还要承当起生活翻译的工作。生活方面的俄语词汇，王义遒晓得得不多，因此交流中发生过一些令人为难的情节。比方一次去天津，专家早起想吃粥。王义遒没有学过俄语“粥”字，比划了半蠢才算弄懂，对此他笑称就靠“脸皮厚”。王义遒终极美满实现了翻译任务，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成。他也从这段经历中播种不少，“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做事胆子要大，脸皮要厚些，什么事情要敢于去做。”
在《保守也是与时俱进》中，他写道：“旧时，从西校门进来，过桥往北，到外文楼西南侧，可见一座日晷，是燕京大学遗物，上世纪30年代某届毕业生建赠母校纪念的。历经风霜，人为残害，原物已不见了，基石尚存。记得汉白玉台座的两侧，有分辨用英、汉文刻的一组词：‘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及‘守旧与改革’。途经这里，有时会驻足注视，若有所悟。”王义遒对此甚为欣赏，他也很同意后来中文系提出的“守正、创新”。
这大略就是先生诗性的浪漫情怀吧！（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李玉长、邱悦铭）
是故，先生也爱好闲庭信步，得意其境。翻看先生的文集，他写道：“家在湖边，在湖的东边。在湖边，一出家门，视线开阔，空气清爽，清风徐来，水波粼粼，上有鸟飞，下有鱼跃，令人赏心悦目，俗念俱寂。”文字清新隽永，很有韵味！用当初年青人的话说，先生是很小清新的。
而在采访的最后，王义遒先生又再次吩咐我们：“北大要做开路先锋，也要做中流砥柱。每个北大人都要有开拓精神，但也要有底线有原则，要守住什么东西。至于守住哪些，就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想了。”
令人为难的是，1958年，苏联教育部下达了调令，正式调王义遒去列宁格勒大学。虽然对波谱学升堂入室的普罗霍洛夫导师颇多不舍，王义遒还是不得不服从调令，来到列宁格勒大学。荣幸的是，王义遒在这里也碰到了学术水平很高的导师斯克利卜夫。时隔半世纪，谈起这位导师，王义遒不无感叹地向恩师表现敬意，“他的科学思想很深邃，学术上很厉害，很能翻新”，“要是他能活得更长些，我想他也该得诺贝尔奖”。斯克利卜夫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学术影响却福泽深远，他在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上有两项重要立异成绩，至今仍在该领域中被普遍应用。
同时，留学期间苏联科学界关于科学体系的探讨也给王义遒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讨论波及“老科学家如何坚持科学青春”的问题，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讨论成果：搞科研必须与教育相结合，科学院要与高校结合，老年科学家的科学青春要靠青年人来保持。“老年人只有不断跟青年人交换，能力避免学术思想老化。青年人虽然对科研理解未几，然而他们会提出新问题，促使你不断思考，也就使老科学家一直更新思想。假如单纯办科学院，不跟教育结合，不带研究生，那你这样的科研院所就逝世定了。”
1956年，王义遒考取了留苏准备生，并规划于1957年北上苏联学习高分辩率光谱学。高辨别率光谱学“这门学科实际上是研究原子核的，当时莫斯科大学有很好的专家”。后来北大物理系光学和辐射教研室从加拿大回来了一位丁渝教授，他带来的波谱学方法，让王义遒觉得了震动：在一些问题上波谱学的研究办法远比光谱学来得进步有效。于是，在学术上不甘落伍的王义遒愿望转变方案转修波谱学。1957年，王义遒来到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当时并未开设波谱学课程，只有列宁格勒大学有波谱学研究方向，王义遒只好申请转校学习。
在采访行将停止时，王义遒盼望北大能继续做开路先锋，在改革中敢于开辟，敢于尝试；同时，还要保持准则，守住底线，敢于做国家栋梁。“哪些东西不能改的，坚定不能改。两个都要做，不能只做开路先锋，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改的。一个国度和民族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这个国家了。”他苦口婆心地说。
思 索
1985年2月，王义遒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1986年1月，王义遒又担任北大教务长，走上了高校管理岗位，尔后又历任北大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也因此，在高校管理方面，王义遒更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体会。在教务长任期内，为了推进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他和高教所的所长汪永铨开办了内部刊物《高等教育论坛》，就是现在的中心期刊《北大教育评论》的前身。此外，他还踊跃激励北京大学各职能部分的同志也做一些相关研究，晋升服务水平。“既然要你出来做教育管理工作了，你就要把它作为专业，钻进去做些研究，这样事情才能办得好。”
1953年暑假，学校打算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领导高校学习苏联的教学改革和物理学科建设。当时的中国，俄语人才奇缺，苏联专家要来却没措施找到俄语翻译。勤恳踏实的王义遒与另外四名同学被选中，放下当时其它的学习任务，突击学习俄语以应答专家翻译的需要。学校为此专门部署两位俄语系毕业生教他们俄语常识，另请一位“白俄”老先生教他们书面语。当时的王义遒并不系统地学习过俄语，只能算是接触过，“由于当时一些教材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多少意识几个字母，发音就不行了”。两个多月后，两位俄语系毕业生必需分开去加入工作，王义遒与四位同学只能继承自学。10月，苏联专家未然抵华。固然苏联专家柯诺瓦洛夫已有一个生活翻译，但学术事务仍然须要王义遒来负责翻译。对一个只经由三个月突击学习、科班出身的翻译来说，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1954年，王义遒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光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先生认为，科学家和诗人及艺术家实在是最相通的，因为他们都要炉火纯青地观察天然和人生，感悟天然和人生。这种察看和领悟要十分轻微和精巧，急促相对不成。因此先生甚为观赏王维的诗句“人闲桂花落”。他剖析，人只有“闲”了，才干对做作与人生视察体贴入微，有所领悟，有所发明；要是成天都忙繁忙碌，来去匆匆，哪有“闲”功夫去看一下桂花落不落，恐怕连香不香都不会在意。
在这段时间里，他结合本人长期在教学一线，为同窗们答疑解惑中积聚的教学感悟，和担负领导职务中对呈现的新问题的思考，一笔笔记载下来，先后发表了《关于高级理科教育改革的多少点看法》、《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寻求什么样的教育品质》、《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浸透人文精神》、《重点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大学教育和治理的国际趋势》等文章。因为担任了一些对于教育教学的学会组织的引导职务，他持续撰写了不少相干文章，如《试论一流大学的建设方略》（2004）、《我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2009）、《进步教学质量要面向全部学生，为出色人才成长开拓途径》（2012）等文章，在全国高教界引起了较大反应。对此，王义遒却老是非常谦逊：“我没怎么花精神在教育上，我很少专门为教育写货色。大都是人家邀请我去开会，要我讲一些关于教育的事件，也就谈谈自己的主意和感触。”《中国高等教育》曾经做过一个2008-2012年援用次数前20位学者的期刊论文和高频被引作者统计，王义遒传授的论文《教育方式改造：改什么？怎么改？》排在第13位，被引47次；高频被引作者中，王义遒教授排在第14位，被引87次。两个榜单中，王义遒教学都是北大独一一位入围的学者。
人物简介：
王义遒，1932年9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今属宁波江北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10月因院系调剂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4年留校任教。1957年留学苏联，196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常务副校长等。曾任中国物理学会波谱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无线电同盟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高教学会理科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2002年退休。现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大学文明研究核心参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学教学》编委等。
求 学
问 道
回忆在北大的岁月，先生感到庆幸与荣耀——“活在世上四分之三多个世纪，绝大局部时间是蜷缩在一个‘点’上，我岂但不感到愁闷、窝囊，反而为之庆幸、光荣。因为这不是一个寻常的‘点’……它依傍着有名的未名湖，湖光涟漪，波光粼粼；雕梁画栋，塔影荡漾；冈峦起伏，柳枝摇曳；风景奇丽，景象神奇。”先生将新房名之曰“抱拙居”，两旁是一副对联：为人所弗为，了得意其乐。活脱脱一个“拙翁”形象。他自娱“蜗居赋闲”，继续思考问题、撰写文章，间或写写小篆,总裁班，颇有所得。
虽说阅历了从水木清华到博雅燕园的改变，事实上院系调整却并未对他造成太大影响，因为“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简直全部都搬到了北大”。
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大潮中，有人对“打好基础”提出质疑，以为这是旧的，过火强调基础约束了中国学生的创新。他十分反对这种见解：“改革中放弃旧的轻易，而保持旧的艰苦。教育改革中，创新被提得很高，这是对的；但我曾经翻遍了诺贝尔奖获奖者的传记，没有谁说基础妨害创新。他们反而强调新事物是在旧的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基础是创新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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