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柳存仁看来，北大的传授向来不惜推重学生们独到的成就，已是一种传统。他记得，沈兼士当时，口里每每提及大四学生周祖谟对文字声韵的精研。这种教学跟学生之间同等的关联，“今天已不常见”。
沈兼士（1887~1947），名臣又，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曾任教北京大学、辅仁大学。
这名被学生以为“坦率、刚直、厚道、热忱”的先生，常活泼地活在他们的回忆里。他家景并不拮据，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卖局部藏书以补助房钱。
编纂：碧荷
沈兼士进入课堂的样子，在学生笔下写来，油然而有种典礼感：他穿一件蓝布大褂，玄色直贡呢千层底便鞋，右臂夹着一个皮包，一身朴质而又高雅之气，穿过态度严肃的学生的眼光。
等到毕业时，学生略有些成绩的，做老师的倒也并不吝惜鼓励之辞。不外，这名为人旷达、年近六十仍一头黑发的老师，却又总作满不在乎状：“先生称颂学生，不过为饭碗问题。”
在讲席上，这位洒脱先生留下的印象，通常是立场平易，偶然还会插科打诨，滑稽感十足。一次，他上课点名，看到一名学生叫杨有家，随即引《孟子》中“男子生而为之有室，女子生而为之有家”的句子，取笑道：“此乃女人名字。”赢得大家一笑。
但这种风趣和善也有例外。在北大教书时，一次，他正讲得愉快，学校抽查人数的校工走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当时的北大号令“自在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能够随意本人回去研究，老师往往不爱好点名。因而，当那人把礼帽放在邻近桌子上时，沈兼士立刻把他的帽子摔到地上，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处所？这是放货色的地方？”
学生们记得视书如命的老先生卖书时那副可怜样儿。一个下战书，老先生在藏书的小屋找书发售，他一边念书名，家人一边在外记下销售清单。有时候，一个书名说出来，过了会儿，又舍不得，再说勾掉。成果，最后一看，舍得卖的书，值不了多少个钱，又只好把勾掉的书名再一个个写上。
和气的沈老师很少当面启齿褒奖学生。一名当年学生回忆，沈兼士教文字学，整整一个学期，简直没说过什么好话，老是怪他们书读得少，学识浅。甚至有一天，当这班学生据说，刻薄的沈先生实在经常在教师室休息时表彰他们，都不肯信任是真的。
日军占据北京后，沈兼士生涯困顿。他爱吃甜食点心，却无钱购置，于是把面擀成薄片，切成小条，加糖用油炸取代，成为一帮师友们聚首“少慰愁思”的食品。窘迫如斯，他也并未结束救济学生，甚至加入机密组织地下社团，出资聘任不肯为日军做事的教授，并辅助亡命的青年。
沈氏讲课，往往沉醉其中，闭上眼睛直讲到下课，这才睁开眼睛出去。每讲到一处学生表现不解时，他常意本地问：“你们不懂？”言下大为不满。而事实上，他讲的内容，即便是读过文字学、音韵学，甚至连《说文解字》也研讨过的学生，也常闻所未闻。
周祖谟回想老师，“身体既高，风神洒脱”。迎面走来的沈先生，被人形容为“礼貌伟岸，而举步稍微，行时道履飘逸，摇曳生姿，高迈神情,北京大学研修班，左右流转”。难怪这位先生，在学生旁边留下的多半是“风骚”、“儒雅”一类评估。
时日久了，大家也就懂得他“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风格——只管素日不言，但每次测验后，他总要把成绩最好学生的名字，挂在嘴边，和其余教授谈起来，也总是一遍遍提起。
当时，很多教书先生都有自用包车，而这位沈兼士教授，却往往只是挟一个色彩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课。课余，走南闯北。偶然，他也光顾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吃顿小吃，而后促离去。
当时，他的挚友周作人接收日自己任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昔日红楼，变成逮捕抗日分子的间谍机关。时人回忆，沈兼士每提及此事，总是“以手指按桌上，一字一顿，语气渐重”，对学生的疼爱，溢于言表。
“当年北大的那些教授对于学生是很看得起的，对有才干的学生，更是备加爱惜。”这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在老北大诸多传统中，尤让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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