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年我又考上博士研究生，持续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博士学习期间，除了在北大学习外，还到香港一年，在当地收集银行的法律资料。１９８８年回校后，我写了对于香港银行法轨制历史的博士论文。这次加入论文问难的老师，也是先生亲身请来的，其中有中国银行的老专家李嘉华先生等。
先生常常对学生说，“研究问题，要接洽实际”，先生还说“不要空泛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先生的这个观点，被当时的一位国务院经济法律研究核心引导同道所接受，领导们用更形象的比方来表述：“主要的是孩子生出来，孩子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认为，先生说的是对的，情理很简略，这就是：“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名字更重要。”
“实际问题”在社会生活里。要结合实际，就要深入生活。身在实际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眼睛，亲眼察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耳听情况；用自己的嘴巴，与懂得实际情况的人，亲自背靠背谈话。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就会不同。
那时，先生年纪已高，我还不到３０岁，面对先生谈话，有敬畏之感。在先生的若干学生中，我被先生认为是属于“不聪慧，但却用功”的那种。先生家先住在蔚秀园一层楼的单元房，后搬回到校内燕南园现在的公寓，间隔学生住的２５楼不远。先生年事很高时，仍然约学生到教研室谈话。后来在学生读博士的时候，先生春秋更高了，才约学生到家里汇报学习情形。
二、“不要与人商议”
学生要回想的先生治学的故事有良多，先生是一本大书，学生读学位时只跟随６年，只能浏览数页。这本大书还有更多的出色篇章，等候学生深刻学习和深刻理解。
为什么不与别人商榷呢？先生没有更多的解释。先生的教诲，学生听了就是。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深刻意思。
读博士时，学生住在３１楼三层对着水房的宿舍，先生不晓得如何探听到学生住在这里，有时先生一大早，就拄着手杖，登上楼梯，找到学生的宿舍来。见到学生房间比拟零乱，到处都是书，先生固然一句话也不说，从脸上能够看得出不太满足。学生觉得十分不好心思，面对先生忽然“查房”，学生站破在房间，等着先生训话，都忘却给先生让座和倒水了。
五、“如有时间，可多学一门外国语”
我追随先生先后读了两个学位，共６年时光。毕业留校任教，又在先生的领导下，做讲师，开端了我的教导生活。我跟先生学到的做学识最基础的经验，也是最有用的方式。这些都是先生本人的亲自领会，而不是从其余处所可以学到的最可贵的经验。先生当年讲解给学生的这些教训，并不请求学生接收，而是谦虚地说让学生参考。由于，先生年青时在本国留学。回国当前，先生带有显明的尊敬学生和学术民主的风格。
先生的这一教诲，对学生影响比较大。学生后来在教书和作研究时，也重要是依照先生的教诲，研究真实的法律问题，研究实在的金融问题，而不是研究“金融法的定义”等问题，法律的“定义”是先生所说的“概念问题”。
一、跟先生读硕士跟博士
先生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就要求他的学生们，在研究问题时，要留神结合实际，而不提倡研究概念。他对学生说：“要结合实际，研究实际问题。”而且，先生在暮年见到学生时，时常反复说这两句话。
１９５４年，芮沐（左）陪伴时任最高国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中）拜访布拉格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学。本文有删省。图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供给)
毕业后学生留校教书，在教书和作研究的进程中，更加深刻体会了当年先生对学生说过的一些话的含意。当时做学生时，对先生说过的话，还没有后来当老师之后，理解得这样深刻。下面学生举多少个例子来说吧。
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对许多天然界的事物或景象，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定义。为社会迷信事物做定义，更加艰苦，也更加庞杂。因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事物的变更，比天然界都更加复杂，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多，做定义的人本身，也会受到各种好处、态度的影响，所以，给社会科学中的事物，做出一个科学的定义，应当是比做作科学范畴的事物的定义更加复杂。
１９８６年芮沐在英国讲学
编纂：碧荷
先生百年的学术阅历和经验，是一种奇特人生难得的深沉学问。先生将他毕生的名贵的经验和深入的智慧，教给我这个迟钝的学生时，比传授给学生常识自身更难得；他教给学生怎么做事，如何做人，这比教给我这个学生知识更可贵。
先生写的货色很少，惜墨如金。但是，每当学生遇到外文问题，向先生去求教时，先生或者直接答复，或者先记载在纸张上，过了几天，先生就会来电话告诉学生谜底，或者叫学生到他家去，他要给学生当面讲一讲这个问题。先生懂得多门外语，家里外文工具书资源丰盛，先生能花上几地利间，“考据”学生提出来的看似简单、实际不容易查到“知识渊源”的问题。这不就是一种学术立场吗？这不就是一种做学问的办法吗？这不就是一种教育家看待学生的教诲吗？这不就是耐心而过细的治学精力吗？
论文的观点对与错，学问的好与差，都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时间历史来评判的。如果我们有时间，不如多读些书，多看资料，而不要去同别人争辩人家的观点的对与错。因为与别人争论，或指出别人论文的过错，这并不即是咱们有什么发明，也不会被历史以为我们有什么奉献，只是参加了争论而已。时间是评判者，如果我们能看得到，时间一定会告知我们对与错的，只怕我看不到罢了。先生最信任时间的评判，先生是百岁白叟，先生看到的太多了。
今天书店里，从英语国度翻译过来的书也太多了，因为看英文原著没有耐烦。从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书未几。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精通这些外国语。就是理解这些外国语的人可以找到，但是，这些外语人才是否也懂得其他专业知识呢？如果不这些学科的知识，就是翻译过来了，专业读者能读懂书中所云吗？
９月８日是我的恩师，芮沐教授９９周岁、虚岁１００岁的生日。
现在我也做了老师，也带了硕士和博士，可我还没有去过自己学生的宿舍，比起我的先生来，学生做得很羞愧啊。
１９７８年，我考入北大法律系读本科。１９８２年，本科毕业后，考上硕士研究生。我跟随芮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后硕士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土地制度方面的。论文答辩时，先生请来了一些著名的教授。那些传授年纪也很大了，但是，他们都是先生的老学生，他们在先生眼前，都称先生为“先生”。这是学生称说自己指点老师的敬语。我明白地记得，参加答辩的老师中有法学家同时又是有名书法家的李志敏教授。
这两句话听起来，道理仿佛很简单，但是，要真正体会，并事必躬亲，却不容易。因为，我在做学生时，对各种知识异常感兴趣，甚至超过对问题的兴趣。对于事实生活和实际问题，并不一定熟习。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书面语言，与实际生活中的生涯语言，也是不一样的。
作为学生的我很愧疚，没有继续坚持学习在硕士阶段已经学习了的“第二外语”日语，也没有毅力，继续我在博士阶段开始了的法语。更没有敢去“碰”德语或其他诸如俄语等其他外国语。
特殊是现在,女性总裁班，一些发表的论文，方法论上就有问题，资料也有缺点，时间长了，就看出没有花工夫。这种论文不值得去争论，对与错都不值得花时间了。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话，那就是探讨一下：为什么这样差的论文却能发表呢？
三、“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
看原著，岂但是看书和论文，还包括见地律原文。那时，学生学习国际经济法，先生要求学生看有关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有中译本，但是，先生还是提倡看英文版的国际公约。后来，学生在看中国有关法律时，先生谈到某些问题，就问学生，看过法律原文吗？原文是怎么划定的？有时，学生还没有看原文，只是知道大略的意思不会错。但是，原文用的是什么词？高低文是怎么写？差异是很大的。这也是先生要求学生看原文的目标。
先生倡导研究问题时，必定要看原著，不要看那些说明性的文章。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看了才会有自己的懂得。如果先看别人的解释，而不是看原著的话，就容易受到别人解释的影响，反而限度了自己的见解。先生的外国语前提无比好，精晓英文就不必说了，德语和法语也很好，此外，先生还能看俄语。假如是英文材料，先生就倡议学生不要去看中文翻译过来的资料。翻译的文本，总与原文有些不同。中文资料翻译成为英文时，也会碰到不同文化差别的难以翻译的问题。先生保持“语言可能翻译，但文明不轻易翻译”的观点。粗通外语的学者，多持这种观点。对先生的这一教诲，学生的履行是毫无保存的。
四、“研究问题，要联合实际”
看原文还包含看中文的文献，也是如斯。后来学生在教书和作研讨时，将先生的这个教导延长到中国文献方面了。例如，中国的古典文献，是文言文，很多字《新华字典》中都查不到。然而，学生始终牢记先生的教诲，仍是要找古典文献原文看。
先生不太多谈话，在许多时候，都是坚持缄默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先生在用他的终生百年生活经历，对学生用无言无字的方法表白“曾经桑田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吗？
在芮先生对学生的教诲中，让学生体会较深的一条，就是：“不要与别人争论，有时间自己做学问。”在学生的记忆中，先生对商榷一类的文章，不太感兴致，而且，他不同意学生写与别人商榷的文章。学生如果要做学问，就自己做，不要同人家商榷。
我做老师后，将先生的这个观点，继承传给了当初的学生，使后来的学生们也同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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