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蔡元培奖】彭瑞骢：九十载风雨人生路 一辈子医教事业心

 

 

 

 

 

 

 

 

    北医百年，彭瑞骢九十岁。

他人生中的七十余年都在北医度过，北医既是辛勤培育他的母校，也是他奋斗拼搏的事业。

1940年，彭瑞骢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从那时起便与北医结下了终身之缘。他由一个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政治素养成熟、领导才能出色的校党委书记。人们称他是“北医的活字典”、“北医的舵手”，这反映了北医人对这位北医历史见证人的热爱和尊敬。

北医百年，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同兴衰，与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而彭瑞骢的革命经历、奋斗历史，既和祖国的建立、发展时刻相随，也与北医的改革、建设、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回首峥嵘岁月，似乎依稀可见战争的硝烟，运动的狂热和发展的生机，这百年的时光沉淀出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缩影，也是彭瑞骢不平凡的人生。

书香门第身

彭瑞骢祖籍江苏苏州。彭氏自明初由江西移徙苏州，到清代前期发展成为科举世家，出过十四位进士、三十一位举人。这个科甲鼎盛的望族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家学与重教好学、朴素节俭、乐善好施的家风，家族内拥有义庄、义田，专门资助族内子弟教育。苏州的十全街至今还保留着彭氏的部分故居，门厅挂着“祖孙会状”的匾额，左右立有一副雕刻楹联，上书“昭代科考第一家，人间文福无双品”。

彭瑞骢的父亲彭望恕是彭氏家族最后的荣光。他幼年时失去亲生父母，幸得彭氏家族独特的家学风格照拂，所以彭望恕从小学习直至留学日本，主要靠家族专门奖学金支持完成了学业。他不负族望，在清末最后的“洋科举”考试中考取举人。彭望恕参加朝廷留学生考试后，在清廷任职。但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他又在民国政府农商部任职，曾负责编辑政府的《农商公报》，并有《农业政策、殖民政策、交通政策》等书问世。20世纪20年代随着北洋政府的混乱和失败，彭望恕脱离政界，逐渐以教书为业，先后在多家农学院校任课，最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参与编辑各种辞书、字典。

1923年，彭瑞骢出生在北平。当时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教书、编书所得，生活并不富裕。他上小学穿的童子军服装，都是母亲用旧衣服自己改制。彭瑞骢的母亲顾冰一出身于苏州有名的书香门第，顾氏家族曾在苏州开办过近代早期女校，顾冰一在开明的外婆教导下成为不用缠足的新女性，在家族的私塾里还修过英文课程。母亲兰心蕙质、知书达理，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这样的家学传统为彭瑞骢今后的人生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彭望恕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对子女今后的发展均有打算，安排孩子学习实用技术类学科。大哥彭瑞民到唐山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后来是北京市政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参加过北京市十大建筑的设计。二哥彭瑞复学海关。在那时候，海关是西方人把持的铁饭碗职业。抗战胜利后二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研究生，毕业后被招聘到联合国做同声翻译工作，在《中国妇女》杂志英文版担任编辑，在全国妇联工作期间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均受褒奖。姐姐彭瑞愈学师范，一生从事小学教师工作。家里安排彭瑞骢学医，也是出于任何时代都要有人看病的实际考虑。

拳拳报国志

20世纪40年代，中国处于日寇侵略、国共内战时期，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彭瑞骢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男附中的中学时代就开始关注社会，关注政局，对国家前途十分忧虑。从高中开始，彭瑞骢就开始接触进步读物，阅读了大量的苏联小说，如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等，书中反映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他的思考。

1940年彭瑞骢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2年班上的金英爱同学从晋察冀解放区回来后告诉大家许多解放区的见闻，同时又介绍《新哲学大纲》、《资本论浅说》等进步书籍给彭瑞骢读，通过长期接触进步读物和受进步同学的影响，他希望参加抗日斗争、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1944年彭瑞骢跟几位同学在春节过后历经困难到达了阜平解放区根据地。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蓬勃生机，被深深震撼。从阜平回来后，由金英爱介绍，彭瑞骢于1944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也出现一定转机。1943年年初，中央同意在晋察冀边区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刘仁任部长。在刘仁的领导下，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城市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成为党的秘密工作者，彭瑞骢就是其中的一员。1944年7月，彭瑞骢由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入北京中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内科实习医生。以医生为职业，从事地下工作是当时城工部的需要，1945年他转移到开滦矿务局医院做住院医生。做医生期间，彭瑞骢先后得到钟惠澜、朱宪彝等名家直接教导和严格训练，培养了他治学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以及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

1945年5月彭瑞骢被刘仁召回晋察冀解放区担任交通员，主要任务是往返于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传递信息和执行相关任务。彭瑞骢面对国名党士兵的机枪、大棒，凭着机智和冷静，完成了多项重要任务，并经常为解放区运送花生、白面等稀缺物资。

1946年6月，上级决定让彭瑞骢回到北大医学院担任公共卫生科教员。同年12月，医学院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师支部，彭瑞骢任书记。他在林宗扬、严镜清教授的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展了部分北医宿舍学生斑疹伤寒的流行病学研究（鼠源型），还研读了一些关于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专著，以及定县，壁山县卫生实验区的报告。1947年6月2日，他与方亮教授、王光超教授、王锦江同学等人商议，先从每人月工资中提出5%作为开始活动的经费，在京西公主坟附近什坊院村的一个农场的大厅里，办起了什坊院保健院。每周四下午及星期日全天，由北医师生轮流来为附近农民义珍。1947年暑期、1948年寒假，方亮与彭瑞骢等先后带领三批同学在此防病治病和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农村卫生情况。据近二十个村庄、2000余户约一万余农民的调查结果提示：这里是甲状腺肿的高发区，患疥疮等皮肤病的也不少，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除了病痛的烦扰，农民的生活也十分贫苦，几口人过冬只有一床破棉被。教学相长，在这革命与公共卫生专业结合的实践中，彭瑞骢更坚定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念。什坊院保健院的活动，给北医的进步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转变了思想，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对学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热忱献身的服务精神”校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奠基作用。

北平临近解放前夕，彭瑞骢从参与建筑施工工作的大哥彭瑞民处获得了北平城墙的防守工事构造图等重要情报，将其传送上级，为北平解放积极做着准备。1949年1月，彭瑞骢站在北医的队伍里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同年2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共北京大学医学院党支部，彭瑞骢被选为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改任北京大学党总支组织部部长。1949年2月2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京大学。5月4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由军管会任命胡传揆、严镜清两位教授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彭瑞骢为医学院秘书。从此，“彭秘书”成了北医方方面面的小当家。

初探建设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医药卫生人才。大力发展医药事业成为当务之急，北医的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好时机。但此时学校规模小，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设备陈旧简陋，长学制致使培养人才速度太慢，种种原因并不很适应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1950年1月4日，北大医学院划归中央卫生部管辖。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医学院建立党的总支部，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直接领导。9月总支委改选，彭瑞骢当选为总支书记。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决定重点投资、发展高等教育，并选定西北郊，新建、扩建一批高等学校。北医被列为其中之一。经中央卫生部核定，第一期建造面积为45680平方米，当年投资7533000元（新币）。从此，北医开始在卫生部管辖下独立建设、发展，作为总支书兼任学院秘书的彭瑞骢身负重任，夜以继日地为北医的建校和发展奔忙着。

高校之本在于教师和学生。有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好学生走上社会得到承认，才能为学校赢得好口碑，好的学校自然就能吸引好教师、好学生加入。彭瑞骢认识到“好老师—好学生—好人才—好成果—好老师”这种良性循环的重要性，开始把建校的重点放在吸引优秀人才上。他抓住北医转归卫生部管辖的时机，带领北医众人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争取到了800个编制；同时，1950年卫生部拨给北医的一千万斤小米，再加上大家费尽心力增加建筑数量，学校逐渐开始有了硬件条件的积累。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北医吸引了一批知名专家和留学英才加盟，如药学院的章琦、诚静容，临床的张丽珠、李家忠、王叔咸、马万森等。1953年，原有七年制医学系的学生将进入第七年的学习和分配，彭瑞骢等就设法为他们开办了三期高级师资进修班，还吸收了部分外来学员，按医、药、卫生专业教师的要求，进行一年培训后大部分留校担任教师，或分配全国。又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优秀学生留校任教。1952年7月，全院教职工猛增至1382人，其中教授41人，副教授26人，讲师50人，助教211人。北医汇聚了一大批中国当时最好的教授、名医，由此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具有较高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热心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服务的师资队伍。每每回忆起来，彭瑞骢感慨道：“正是上述这批专家、教授和青年教师们，以及后勤、建筑、技术人员，为北京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和党的建设需要，经批准，1954年11月27日，北医成立党委。1955年4月，北医第一次党代会隆重举行。曲正为书记，彭瑞骢等任副书记。并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曲正为组长，成员有阎毅、马旭、彭瑞骢等，领导学校工作。1956年正式确立院党委对学校实行全面领导。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再次强调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向科学进军。北医院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彭瑞骢与主管业务的院领导深入课堂、实验室、研究室，向专家学习，提升专业知识、熟悉业务工作规律，为做好管理工作创造条件。特别是当时中央领导鼓励作为管理的领导，有条件的也应攻读副博士学位，对此彭瑞骢深以为然：“回想自己刚从北医毕业后，就在钟惠澜教授指导下做临床医生。钟教授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给我压担子，要我管十多个病人，并要求病床周转快，病人住院不到两个星期就得出院。遇到要抢救病人时，更忙得上下楼梯时还得拿着手摇机数病人的血球！开夜车，结合病人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准备教学，是家常便饭。从事医学教育而自己不了解医学是不行的，要真正了解医学，必须通过自己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懂得哪些是重要的”。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彭瑞骢决定选择一门专业系统学习。考虑到原来从事的公共卫生学必须经常到现场调查研究，自己身为医学院领导之一，难以做到这一点，便选择了学习生化专业。他通过听高级生化课、做生化实验等，积极学习专业知识，深刻体会到：“作为领导，如不深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么做管理工作就难以恰到好处”。

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激发了北医教研人员和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北医科研工作全面开展起来。特别是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纷纷制定红专规划和向副博士进军的努力方向，积极参加科研工作。为此，彭瑞骢等及时组织包括马文昭、臧玉诠、刘思职、林振纲、沈寯淇等教授在内的专家小组，对各科室的长远科研规划和1956年具体科研项目进行了审查，并特邀苏联专家费德罗夫参加，最后确定了108个科研项目，作为全院1956年科研计划，上报卫生部。虽未全部落实，但全院科研工作大有进展。到1957年上半年，全院共完成论文130多篇，包括基础、临床、药学、卫生学等方面。

北大医学院建院之初大力发展学校建设和基础学科，但对附属医院的建设没有经验，重视不够。1958年卫生部将人民医院、中央直属的平安医院和北京市第七医院划拨给北医做教学医院，这样北医才建立起完整的教学和临床体系，建立了培养一个合格医生应具备的硬件体系。同年，在彭瑞骢等校领导的组织下，学校决定从北大医院每个科室抽调3-4名骨干医生组建北医三院。这一时期，北医建立了“三基、三严”制度（“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即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注重住院医师培养，建立了骨干团队。同时，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体现在走基层：在暑期下乡考察，组织抗梅队（治疗梅毒），到青海、内蒙古进行社会实践。

彭瑞骢带领北医人在基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医学教育的创办模式，北医在大家的奋斗中茁壮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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