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巨过程/编号:ZE285rw

2014-11-20 06:07  北京大学EMBA研修班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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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接收西方的“启蒙”思潮已有160余年历史,但中国并没有全面地完成现代化。因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两股反“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另一股是寻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

四、中国社会的“启蒙”将如何进行下去

当前,在中国学术界固然经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鞭挞禁欲主义、高扬个性、“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唯情主义”看作是新的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并往往用“启蒙思潮”、“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性质”等等来说明这次运动的性质。如有的学者把明末反封建礼教称之为“启蒙思想”或“启蒙主义”;泰州学派的支系,主张“唯情主义”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也被认为是“深具启蒙思想的人”。这就轻易使人们过错地以为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的运动有似发生在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编纂:知远

“国学热”的呈现,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引起的,而民族的振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中兴来支持,因此在对从前的盲目“反传统”的反思中斟酌到如何传承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文化,并使之在新时期得到更新。有鉴于当前对自然界的无序损坏,一批中国学者提出儒学中的“天人合一”学说可认为“人与自然”的协调供给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孔子主意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就是要公道应用“做作界”,“畏天”就是要对自然界尽尊敬和维护的职责。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和天然’是一性命独特体”的理论很相近。有鉴于孔子和孔子思想在百多年来受到的曲解和毁谤,有见识的中国学者认为,要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北京大学总裁培训,就必须恢复孔子和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人为地切断本身民族文化的民族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我们都晓得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学”??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格由何而来?《中庸》引孔子的话就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自身所存在的,爱自己的亲人是基础。但孔子认为,“仁爱”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必须“推己及人”,要由“亲亲”扩展到“仁民”;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的“仁爱”精力不正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倡导“第二次启蒙”的“关怀他者”有殊途同归之妙吗?这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思想宝库中确切包括着若干人类社会“广泛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对战胜“现代性”可能发生的弊端起消解作用。

对五四运动,中国学术界有着种种不同见解,我不能逐一介绍,但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和前此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没有内在接洽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我们也允许以说,前者是一场“反传统”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正是因为有新文化运动,才使中国人能用新的目光和新的价值观看中国落后的现实,这无疑包含着盼望中国强盛的欲望;恰是有了“五四”的爱国情怀,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使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启蒙”落实到社会生涯之中。因此,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前后相连的过程。“启蒙”唤起了“救亡”;“救亡”深入了“启蒙”,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党提出“一个首领、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制统治”把两者对峙起来,用所谓“救亡”来压抑国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诉求。因此,“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只有救亡才干唤起启蒙”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片面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一些学者和西方“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之间不仅有所接触,而且已经开启了良好的配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已从中汲取养分;同样,中国学者也已经留神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走出窘境的事实意义,并关注着该学说的新进展。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点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这就是说,如果然能如斯,中国的“启蒙”所得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是最为丰富的。(作者汤一介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讨所声誉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央主任;本文发表时有删省)

一、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和16世纪明末中国的“启蒙思潮”

我认为,上述两种运动不仅在表示情势、而且在本质内容上都有不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以“唤起”理性为特征,而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的运动是以唤起人们的感情开释为特点。前者的结果是:自然科学重大的打破、社会科学基础的建立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后者的结果是:虽有少数思想家仍然保持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但在清军入关后封建专制礼教的强化和对批评礼教的文人学士无情的弹压,使反对封建专制的礼教浪潮被打断了。

康德(1724-1804)提出“要敢于应用感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因而,我们能够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打扫对天主教的科学跟世俗的愚蠢,引发了在欧洲的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惟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使西方的天然迷信有了冲破性的发展,而且为西方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奠定了基本。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实践促使1789年在法国产生的资产阶级革命,颠覆了封建独裁,于1793年发表了《人权与国民权宣言》,并公布了宪法。法国资产阶层革命的成功繁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权势,有力地推进了在欧洲各国接踵发生的资产阶级革运气动。这解释,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终极落实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和制或君主破宪制的民主国度的树立。

当初咱们应当探讨的是:包含“新文明活动”的五四运动所争夺的“启蒙”思维是否在我国古代社会已经完整实现?这个问题太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阐明。

在中国已经发生普遍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有机联合,假如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兴许中国可以比拟顺利地实现“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

1840年,鸦片战役中国惨败,尔后在与西方(包括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使中国人认识到本人国力衰败、政府愚昧而西方国力富强和政府开明,本源在于中国的思想落伍和政府的腐朽无能,于是局部进步的常识分子和政府官吏在国家屡次被动挨打的情形下一步步意识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体系的优胜。因此,在这一时代西方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轨制的书籍大批被先容和翻译到中国。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在、人权、同等等观念,对人类社会的提高无疑有侧重大影响力。

中国的有识之士,先是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是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巧,于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展了一场制作枪炮的洋务运动,但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并未解脱“中体西用”的约束,故未能摇动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在有更多的开明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进一步懂得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转变原有的政治体制,用改良的措施推行君主立宪,并于1898年动员了戊戌变法。而这种遵守改进主义路线的变法是脆弱无力的,在清政府的重重高压之下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仁人志士不得不采用用革命的路线来推翻清王朝统治。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废止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引导的革命虽然取得了临时胜利,但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并未解决,一方面中国仍旧在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犯和压迫,另一方面不仅出现了两次帝制的复辟,而且不断地受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旧势力的破坏和抵制。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系统实际上未曾真正建立起来。中国何去何从仍旧是须要中国人民一直解决的困难。

西方的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后,其种种弊病日渐露出,由“科学万能”引发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界惨遭破坏;自由经济不受束缚的发展,造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尖利抵触和彼此仇视,唤起了人们对金钱和权利的无尽头贪欲,以致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为了抢救人类社会,打消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以消解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涌现。初期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目标在于解构现代性,反对“一元化”,打算破碎所有威望,这无疑对人类社会是有利的。然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因而到上世纪末,以“进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即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思潮)的成果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号召“第二次启蒙”。他们提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看重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为目的。他们认为,如果“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应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目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还很小,我信任它在西方和东方都将会受到器重。

三、中国“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否已经实现

1985年,我在深圳举行了一次“文化问题和谐会”,这次会议有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和深圳二十余位学者加入。会上,我们获得了某种共鸣:大家认为,邓小平同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十分拥戴。同时,我们以为现代化的问题是否仅仅被懂得为产业、农业、科技、国防的问题?由于不思想观点的现代化,现代化将会落空。这都波及到我们依然要持续“启蒙”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要全面实现完全意思上的现代化,我们必需把“启蒙”继承进行下去。

二、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冲击下的艰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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